《中世纪的中日关系》
汪向荣 汪皓 著
 

 

 
 

一 “蒙古袭来”㈠

   
 

▲遣使招抚

    元蒙军远征日本之前,曾不止一次的遣使招抚,想使日本能不战而降。

    成吉思汗时,虽曾先后在亚洲灭西辽、西夏;他死后,继承的窝阔台在灭金之后,就曾派兵远征高丽,企图经营朝鲜半岛,以断绝南宋外援。高丽虽在兵力上不能抵抗蒙古入侵,但其君臣始终不屈,迁都抵抗,不肯臣服,直到蒙古建国,世祖忽必烈即位,高丽才以力竭而降,臣属于元。元占领高丽部分领土,作为直辖领地。

    高丽降元为其属邦时,南宋尚领有长江以南地区,与元对立。南宋不但拥有大陆上最富饶的地区,而且当时其海上贸易也十分旺盛,和高丽各港口间也来往频繁。元在统属高丽之后。就注意到高丽和南宋间的关系,其原因即在防止两者联合以抗元。《元史·王国昌传》中有元世祖派王国昌前往黑山视察,防止其通宋的记载。《东国通鉴》则更清楚的记有世祖忽必烈疑高丽与南宋通,向高丽世子湛质问的事,说:“是岁(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世子湛还自蒙古。帝(指世祖忽必烈)诏曰,尔国与南宋、日本交通,卿惑于小人之言,以为无有。今岁获南宋商船,及日本人尝来尔国者以告,朕知卿平日之言皆诈也。”同书并记有次年正月,高丽遣使(枢密院使金录)到元申辩之事。可以知道元之取高丽,其目的在绝南宋的后援。在用兵时又下令要高丽支援,其目的也显然在绝其与南宋的联合。

    元在统治高丽时,又知道高丽和日本的情况,《元史·日本传》中说:“(至元)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丽迂路引导国使外,有捷径,倘得便风,半日可到。”在《东国通鉴》也记有世祖忽必烈对高丽人李藏:“尔国于宋,风顺则两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夕至。此汝国人与蛮子人言也。”
    元既对日本有所图,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要利用高丽。

    蒙古是一个游牧民族,而且一向地处亚洲大陆的内陆,对于沿海情况,不会了解很多;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海岛国家,当然是陌生的;但高丽却是个和日本只有一海之隔的濒海国家,而且和日本素有往来,所以蒙古从高丽方面了解日本是必然的事。蒙古知道日本,得诸于高丽人的介绍,这点不但可以在一般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连作为正史的《元史·日本传》也清楚的写道:“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这里所记的赵彝,《高丽史》有传,称其为咸安人;就是朝鲜半岛南端,接近日本之门户的马山、金海一带人士,对日本当然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入元,出入帝所之后,会提出通日本的建议。元世祖忽必烈也的确按他的意见,在出兵之前,派兵部侍郎黑的和礼部侍郎殷弘为使,吃国书前往日本。而蒙古信使的赴日,也是由蒙古方面命令高丽遣使同往,以作向导的。《元史·日本传》中也清楚的记录了这事实。

    这一次的使节,史高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赞等的引导下,于次年(1267年,至元四年)春正月,就到了和日本对马岛隔海相望的高丽百济岛。不过,这一次的使者因一行未渡海而仍返高丽,就是说没有完成使命。

    对于这次没有达到使命的经历,在他们归返以后,高丽国王元宗给元世祖忽必烈的奏文中说是:“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近。”并称:“虽至对马岛,彼俗顽扩无礼义,设有不轨,将之如何,是以与俱而还。”这当然是饰词,其实巨济与对马隔海相望,无浪时一叶扁舟即可渡。高丽之所以不肯引导黑的一行前往日本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高丽明知蒙古要通好日本,任务十分重大;万一日本不肯归顺,势必用兵,届时高丽必将在人力、物力上加以支援,所以一开始就存推诿之心。

    《东国通鉴》和《高丽史》都曾记高丽重臣李藏用在黑的到达高丽时就曾致函黑的,以“日本阻海万里,虽或与中国相通,未尝岁修职贡;故中国亦不以为意,来则抚之,去则绝之;以为得之无益于王化,去之无损于皇威也。”并引隋文帝时日本所上之国书,用“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等不敬之辞,而认为:“国书既人,设有骄傲之答,不敬之辞;欲舍之,则为大朝所累,欲取之,则风涛艰险,飞王师万全之地。”所以他建议:“尺一之封,莫不如不降之为得也。且彼岂不闻大朝之功德之盛哉。既闻之,计当入朝,盖恃其海远耳。然则期以岁月,徐观其为,至则奖其内附,否则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治于相忘之域,其圣人无复无私之至德也。”希望黑的能上呈闻于世祖,已取消此行。黑的虽然也同情藏用的劝告,明知此行必然无果,但也不敢以之上闻,而以大洋万里,风涛蹴天为由,半途而返,欺敝元世祖忽必烈。

    对于这种托词,忽必烈当然不会满意,所以又遣黑的等为使,在赴日本,并降诏责成高丽国王,仍令其派员领导。这次更将全部日本事委诸于高丽王禃,并要求其“必得要领”。《元史·日本传》中说:“(至元)四年六月,帝谓王禃以辞为解,令去使徒还。复遣黑的等至高丽谕禃,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领为期。”这一次,高丽国王仍以海道险阻,不可辱天使为由,将黑的一行留在高丽,而由高丽单独派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高丽致日本的国书连同上次黑的给日本的国书前往。

    潘阜一行于至元(1268年)五年正月,经对马岛到达大宰府。大宰府少贰觉惠把潘阜一行留在那里,而把两封国书上报镰仓幕府,幕府又把这两封国书转送到当时在京都的日本朝廷。

    当时,日本朝廷虽在京都,但均正大全军操在幕府之手。京都朝廷接到幕府送来的蒙古及高丽的国书以后,就召集大臣计议。因为蒙古国书最后是以“以致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结束的,使期满朝公卿大惊,一连商议了六天没有结果,最后又扩大参加公卿重臣的范围,才决定由宰相(参议)长成草拟复牒。复文拟就并经朝廷同意后送到幕府。幕府方面掌握军权的职权北条时宗认为:元朝的国书,有不少失礼之处,还不如不做答复为佳,乃奏请其朝廷不加回答。以致潘阜一行在大宰府滞留五个月左右,仍不得要领而回高丽。这一次高丽使到日本,以及日本朝廷见到蒙古国书以后的惊慌情况,中国方面以及高丽方面的史籍中,很少有记载的。可是日本方面却有不少有关的记载,如《八幡愚童训》作:
文永五年二月朔,庭臣奏蒙古牒状,文武官见之大惊,召公卿及诸有司议之,所言各异。然议竟归无答,乃却其使。使人在筑紫,每夜阴探伺地形,测量道路,巡视梁津,观察人气,作图以还。

    日本方面惊慌失措的情况,目前还可从当时的一些记载中见到。例如近卫集平在其日记《深心院关日记》中,称蒙古牒状是“国家之珍事、大事,万人惊叹之外无他。”并记录了当时朝廷公卿们商议情况,。说:连日商议,至十九日尚无一致意见;到二十四日尚在准备再议中,到二十五日是决定由参议藤原长成起草复牒。送到幕府之后,幕府以为“(蒙古)牒状多失礼,不若无答,乃抑而不遣,却其使。”此局势京都朝廷大恐,因而派人奉币帛到二十二个神社去祈祷弭难;而幕府则下令滨海各地,严修兵备以防来袭。现在九州一些地方可以见到的元寇防垒,就是当时遗留下来的。原来日本在九州的行政中心在大宰府,蒙古牒状到达之后,幕府为了军事上指挥的便利,在博多湾设立了镇西探题,除了专司军事上的工作外,同时也管理内政和外交,成了幕府在当地的最高指挥机构。就是说,自此以后,九州的政治中心,已从大宰府移到博多湾。

    忽必烈对高丽王所奏,当然不满。所以在至元四年(1267年)八月,又遣黑的、殷弘和高丽使宋君斐回高丽,令他们再往日本。同时又赐诏高丽王,责其托辞,并进一步称:“今日本之事,一委于卿”,要求“以必得要领为期”。这就是至元五年(1268年),潘阜一行出使日本和日本朝野惊慌的所以。

    潘阜是作为高丽国使而到日本的,所以他虽失败,但并不影响蒙古使者的前往日本。因此至元五年十二月,高丽王又派申思佺、陈子厚和潘阜等陪同黑的、黑的、殷弘再赴日本。次年三月,一行到达对马岛,但仍被日本方面拒而不纳。这一次,一行并没有就此返回,而是“执其塔二郎、弥二郎二人而还”。

    一行返回高丽后,高丽就遣申思佺送黑的等回国,并献此行所捕到的两名日本人。忽必烈对此十分高兴。据《东国通鉴》所记,忽必烈对申思佺说:“而国王只禀朕命,使尔等往日本,而等不以险阻为辞,如不侧之地,生还复命,忠节可嘉。”对所捕到的两日本人,也优礼有加,让他们浏览燕京名胜后,派于大等送他们到高丽,名高丽派员送之回日本。高丽王奉命后,就于至元六年(1269年 日本文永六年)七月(《元史·日本传》作六月 误)派金有成送还。送回时,还带有蒙古中书省致日本的牒状,高丽也备有国书。金有成和送回的两日本人,都在同年九月到达大宰府;但在蒙古股方面对金所携来的牒状仍未作答。不过,据木宫太彦在其著作中称,由于这次是中书省牒,于过去的国书体裁不同,所以由菅原长成起草太政官牒答复。不过此官牒仍为幕府压下未发。

金有成出使未果的事报告给世祖忽必烈后,因高丽内乱,而搁置了下来。忽必烈虽正忙于出兵伐宋,但对于遣使日本之事仍十分注意。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在帮助高丽平定林衍之乱后,就派当时任陕西路宣抚使的女真人赵良弼一秘书监的身份再使日本。仍命高丽国王护送,并派忽林失、王国昌、洪茶丘率兵送抵海上。一行于志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出发,八年正月到达高丽,在高丽停留了几个月,至九月才由高丽王王禃派遣徐称送良弼到日本。这次赵良弼所携之国书,《元史·日本传》中有其全文,仍和过去一样,用威吓的手吻说:“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果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其乐所为也,王其审图之。”

这次赵良弼赴日之前,高丽曾单独遣使到日本通报蒙古军可能动武,劝告日本不能再对蒙古的来使置之不理。日本《吉续记》中记有文永八年(至元八年 1271)九月二日,关东使(幕府使)将高丽牒状送到京都朝廷的西院寺大纳言的事。除迷高丽牒状的内容外,《吉续记》中虽只记有“件牒状伏趣,蒙古军可来责日本欤”一语,但可以推知,必是警告日本不能对此次来使再拒而不复。赵良弼一行在到达筑紫的今津时,岸上的守兵原想举兵轰击使船,经说明后,警固所守吏乃延入港内。次日,大宰府有司陈兵往询,要求赵良弼将国书与之,良弼不肯;再三交涉仍未与,大宰府甚至欲用武力夺取,也未果,最后把副本抄录交其转送。日本朝廷见到副本后,议决做答,可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时宗仍抑而不答,命大宰府却元使。冬十二月,良弼先遣其书状官张铎带日本人十二名还;不久日本方面又送良弼,到至元九年正月回高丽。

《元史·日本传》记这次遣使事时有这样一段:
“………然王京去此尚远,愿先遣人从奉使回报。良弼乃遣铎,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师求见。”

这里所说的二十六人不一定正确,因在《元史·良弼传》和《新元史·日本传》中都作:“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使二人入觐。”《高丽史·元宗世家三》中也作十二人,因此随张铎入元的日本人,硬是十二人。至于这十二人,很可能是大宰府、警固为了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所派。不过,忽必烈却认为是日本朝廷派到中国来探窥虚实的,所以没有许其觐见。

据日本史籍记载,在赵良弼九月九日抵达今津之前,镰仓幕府早就下令沿海各地做好战斗准备,根本没有想对元国书作复的打算。例如《岛津国史》所记“文永八年辛末,道路流言,蒙古将寇。”秋九月十三日,北条时宗、北条政村名阿多北方地头遣代官有愿干者镇抚其邑,与守护人共抗蒙古。

镰仓幕府一再否定其朝廷对蒙古来牒的答复,并且以来文无礼而拒绝接见来使;同时对九州各地部署作战准备,命令各地的守护、地头共备蒙古。显然,在蒙古使者到日本准备招抚的时候,他们是早知道蒙古来使的目的,也感到其威胁的,可是他们仍然做出如强硬的回答。从具体的国力看,当时的日本并不具备对抗蒙军的实力,虽然在来日的神僧一再的激励下,当时掌握军权的镰仓武士的士气十分激昂。也是无法抵御蒙军的。实际上,以北条时宗为首的指挥中心,对于当时局势的判断和蒙军实力的估计并不正确。如果不是元蒙军内部指挥也不统一和正遇到所谓的“神风”的台风,那么两次元蒙军的银略结果一定不会如此。

日本向来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奴隶主统治,分布各地的奴隶主,即所谓领主、大名的豪族,集中由以京都朝廷的大奴隶主、贵族、公卿所控制、统治。奈良和平安中期,中央朝廷的统治力还很强的时候,其对各地的控制力还能及到的情况下,京都朝廷的政令还能为地方上的奴隶主所服从;但到了平安后期,各地的武士阶层逐渐兴起以后,不但地方上的支配权逐渐落入这批新兴武士阶层之手,就是控制中央朝廷的军权也在地方武士们彼此兼并之后,由原来代表朝廷的贵族公家而移到了新兴武士中较强的物家之手。1192年,也就是后鸟羽天皇的建久三年(南宋绍熙三年),由地方武士兼并中崛起的源、平两家先后争雄,源氏获胜后,其代表人源赖朝在镰仓设立幕府,大体上统一的日本全国。镰仓幕府成立以后,不但操纵了军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控制了政权。京都朝廷虽然还存在,公卿贵族尽管也对国家大争议评,但决定权却操诸于幕府之手。蒙古的一再遣使,致送国书,京都朝廷也一再的议事,决定致牒答复,甚至已由参议藤原长成作就,可是因为幕府方面不同意,最后只能拒答,遣返来使了事。

虽然在名义上,日本全国的兵力由幕府控制、指挥,但实际上,由于各地方的领主、豪族,仍拥有一定实力;奖赏京都朝廷有关的皇族、公卿贵族和寺院神社,在全国各地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庄园,这些庄园,也掌握这部分实力;这些实力,并不听命于幕府;也就是说,不属于幕府统治范围。幕府势力所及,不过是其直辖武士(御家人)和受其武力控制地区的守护和地头而已。1221年承久之乱平定以后,幕府没收了一批党附朝廷公家及地方豪族的土地,接受了他们控制的权利;但是幕府的权利,仍然没有及于全日本。尤其在和高丽对岸,临近中国大陆的九州方面。那里的控制实权,原来由公家藤原氏掌握;向来君临大宰府的太宰师,都是代表藤原家势力的,但到1111年(日鸟羽天皇天永二年)太宰权师大江匡房死了以后,公家势力就见衰退,无人继任。以后虽然幕府势力并没有伸入,但大宰府制度已被废止,镇西的权利也一分为三。元蒙军一旦入侵,影响所及,只是萨摩、到大隅和对马、壹岐、筑前、风前等沿海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分属于岛津氏和大宰少贰,并不是幕府的直辖领。

由于幕府并没有统一全日本,所以在军事指挥上,也没有能作统一的指挥。当镰仓幕府得知蒙古军已占领高丽部分地区,准备发兵入侵日本列岛之后,就下令九州方面加强战备,下令以大宰抚为中心,修筑防御工事;并命令大隅、日向两国的武士注意今津的防备。以后又命令大宰少贰加强筑前、肥前、丰前三国沿海地区的警戒和防御,更命令镇西地区有直辖领地的御家人,返回各自领地,派遣代官前往协助防守,并命控制各地领内的恶党(游民),加强防守(见二阶堂文书)。

镰仓幕府在应付元蒙这一强敌的战备,大概就是这样。而和其相对的日本朝廷,当元蒙国书由幕府转达后,惊慌失措,且在一再议论之后,决定回牒。其内容有:
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犹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何谓帝仁义之境,还开民庶杀之源乎。


并用:
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智竟,非可以力争。
希望以此吓退元蒙,到以后知道幕府不让作复、退拒使者之后,又派遣使者前往祭祀其开国始祖的伊势大神宫和京都附近的二十二个神社、寺庙,祈祷“异国之降伏。”想以“神力”来退敌。这当然是由于京都朝廷没有实力,无法调兵遣将以用行动来防御,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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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岚 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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