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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是近邻，邻里之间发生一些冲突、不愉快的事是免不了的。更何况两个国家在长时间中，很可能发生冲突而动干戈的。中国和日本不要说近现代，就在古代和中世纪，也曾发生过战争。这些战争，不但给当时两国的国力造成了损失，也给两国国民的思想感情上留下了阴影。尽管因为时间的推移，后代人对历史上的事情已经逐渐淡忘或者已经忘却；可是，历史毕竟是永远存在的，而历史给人的教训，也不会因时间而消失。现在我们，包括日本人民在内，对于二十世纪发生的战争当然记忆犹新，不会忘记。可是对上个世纪发生的甲午战争（日清事变），印象已不深了；至于发生在中世纪，也就是十三到十六世纪之间的一系列战争，恐怕除了历史工作者以外，一般的都已经十分模糊，不一定记起了。即使历史工作者，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也不一定完全清楚。可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推本溯源，和近现代之间是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近现代日本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同在东北亚地区，文化、生活上都相近的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其思想根源不能不远溯到过去。为了今后我们两大国家，甚至包括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在内，能够友好相处，有冲突也不至于大动干戈。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民族之间，不要再存在侵略的野心，探讨一些仿生在我们之间的一系列的战争是必要的。有这些战争发生的原因和结果中吸取教训，从而避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这样，但研究二十世纪两国间，甚至三国间（中、日、韩）发生过的不愉快的事情是不够的，必须把目光向前移，尽管重视激励我们生活的年代已远，但是这些教训还是现实的。举个例吧，元军自恃强大，再加上高丽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不顾军事上天时、地利、人和而突然发兵侵略日本；丰臣秀吉也觉得自己强大，倾全国之力，入侵朝鲜，企图由此入明；可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都掉进了人民反抗的泥沼。这和二十是极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行动有什么不同？
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当然历史不会重复，可是其规律是不会改变的。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和探讨其规律，所谓汲取历史教训，也是指要冲其规律中取得教训，而不仅仅是从历史时间中汲取。否则，重视激励我们生活的现在那么远，不要说武器装备上已大不相同，就是人的素质、习俗业已完全改变，不要说元蒙军在九州遇上的“神风”不可能再现，就是侵朝丰臣军入朝后，不到一个月而占其半壁江山，俘其王子、大臣的事，也难再现。可是侵略必败，人民的力量是强大而不可忽视这样的规律，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中世纪两国间曾经发生过的不愉快旧事的所以。
另外，还要提一下的是，这些都是历史，是我们祖先干的事。对于历史上的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加以避讳，更不必加以曲解。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在中国儒家有“为长者讳”的习惯，可是这不是对史官、研究历史的人的要求。在中国，史官的工作是记载真实。历史上有多少使馆，为了记载真实，说真话，不肯曲解而用生命的代价来护卫的。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那不是史学工作者干的事；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研究真实的历史。 这是一次发生在十三世纪时中日两国间的战争，或者说是发生在蒙汉军、高丽军和日本武士间的战争。那时候，元朝还没有建国，只能称蒙古，因此日本有称这次战争为“蒙古袭来”的，也有用两次作战的纪年为名，而称之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的；不过在中国，向来就以“元寇”名之。
这两次战争，都是蒙古贵族以强大的武力，胁迫被其征服的高丽共同越海侵略一个无论在武力方面或国力方面都柔弱的日本的战争。当时蒙古族的武力，正横行世界，第一次发动侵略军渡海时，南宋还没有被攻下；而第二次侵日时，不但南宋已灭亡，而且元蒙已经把降服了的南宋军对当作远征的主力渡海使用了。蒙古统治者认为，在这样强大的武力面前，肯定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小小的日本还不唾手可得。然而错了，一次既没有人民支持，更不用说被侵略国人民抗拒的非正义侵略战争，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了。事实就是如此，横扫几大洲，征服了汉族和朝鲜族的元蒙铁骑，竟没有能征服这东亚的小国日本。
中日之间发生过不少战争,不管是中国侵略日本，或者是日本侵略中国，其战场都不在日本本土；唯有这两词元蒙军的侵略是侵攻日本本土；而且也是在日本本土上侵略军几乎全军覆灭，并结束了战争的。日本的一般老百姓，大概也只有这两次，才亲自经历到侵略军的残暴。
▲元蒙军用兵的原因
在长达八年之久，元蒙军两次动员大量兵员、船只远征日本，究竟是为什么？
元朝是至元八年（1271
日本文永八年）建号的，而其准备进攻日本，遣使赵良弼到今津也是在这一年。可是在这以前，不但有使者到对马，而且还有高丽使者持蒙古碟状到大宰府。因此，其侵日的决心和准备都早在建元之前，还在称“蒙古”的时期；同时，其第一次征日时的主力也称“蒙汉军”。尽管第一次征日已在其建元之后，但当时南宋还在抵抗，所以应称为“元蒙军”。第二次征日是在至元十八年（即1281年，日本弘安四年），当时南宋已经灭亡，在中国大陆唯一的王朝就是元朝，这次的入侵才是元师的东侵。由于时间的不同，所以两次征日的目的，多少有些不同，在探究其原因时应加以区别。
蒙古民族是个善于征战，而且有征服其他民族、扩张领土的野心。成吉思汗率部东征西战，横行在欧亚大地上，其目的就是满足其建立世界大帝国的野心。成吉思汗出生于一个原始部落，谈不上有什么战略思想，只凭其勇猛向前的精神，以暴力威压，征服了一批力量不如蒙古国的部落、国家。但到其后人就不同了，在长期的征战生涯中，他们明白和懂得了战略思想和作战的战术、方法，以逸待劳，以少胜多乃至于应用迂回作战、声东击西或围而不攻、待其自毙等过去他们所不懂也不用的战术，忽必烈就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优秀的指挥人才。过去在探讨元蒙军侵日的原因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尔认为元蒙军入侵日本，还和征服其他欧亚各地一样，是满足蒙古民族的侵略野心、征服的欲望。以为其在征服各地，建立一个世界大帝国时，决不能允许在其腋下有一部属其统治的国家的存在。
当然也有人为元之征日，是在考虑到日本和南宋有贸易往来。怕在征宋的时候，日本会援助南宋，从而拖延其灭宋的时日。而日本学者长村鉴更在其著的《蒙古寇记》中说：“当斯时，天若帮助宋朝，使理宗（蒙古军攻宋时，南宋的皇帝）能正君道，选贤能，任将相；注重于内治外御，在结合我（日本）、高丽，东西连衡，协力抵抗出击，则必使蒙古军腹背受敌，转战东西，最后无法得逞天下，致天下大事去矣。”最后，长村作结论说：“呜呼！世祖之得天下，可谓其志锐，其力强，而其术亦尽焉！”在这段文字里面，踏实充分的估计到了忽必烈的想法。
更有人主张，元军之征日其目的在于掠夺日本的金银财宝。例如有名的马可波罗，在其以留华期间的见闻而写的《东方见闻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他对元蒙军侵日原因的剖析。他说：
日本（Zipangu）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岛上居民是偶像教徒，自治其国。岛上据有黄金，其数无限，该其所属各岛均出金，而其地距陆甚远，故商人很少到那里，以致该地金多无量，也不只何用。
此岛君主有一大宫，其顶都用精金修造，与我辈在修造礼拜堂时用铅相同[，因此，其价值难以估计。此外，宫廷房屋地下所铺，都铺金砖以代石板，屋中一切窗户，也都用精金铸造。由此可知，次宫殿之富无限。……
还多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极美；价值亦甚巨，珠大而圆，与白珠之价相等。（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
马可波罗是当时少数到过亚洲，主要是中国的欧洲人，他所写的不过是根据部分所见，多数还是得诸传闻，不足为凭；但有的学者却就加以引用，作为根据。例如日本的森克己就这样说：“世祖东征日本的目的，并不止于满足其征服欲望，而是想使日本向中国朝贡其产量丰足的黄金、水银、珍珠、硫磺等。”
在谈到元蒙军征日的目的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都有一定的根据。可是，如果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蒙古崛起以来，其首领自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用的战略来看，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些理由只是表面的，根本的目的决不止此。
满足其征服欲望，这是最大的目的，也是最初的目的。
蒙古奴隶主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依靠其强大的物理，征服和扩大了其领地之后，就把目标置于当时统治着亚洲大陆中原的南宋。特别是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其继承者在和林会议（1235年）时，就决定攻宋和入侵高丽、印度及欧洲。这决定次年就付诸行动，当时，他们的篆书特点是尽可能利用部队，主要是骑兵的特点，行动迅速、敏捷，所以他们的作战特点是不打硬仗，打不下就退；避实就虚，采取迂回形式，包围敌人，以便等待有利时机，一举而消灭敌人。对于南宋，他们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战略。
当时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仍具有一定的实力；加上南宋所在的地区，湖港交叉，驰骋草原的骑兵无从发挥其优势。所以在援军攻金的时候，就采取迂回包围、避实就虚的战术，剪除金的周边国家，于1227年灭了西夏之后，采取利诱南宋，与宋联合攻金，以致金于1234年亡于宋蒙联军。
蒙古决定南下攻宋之后，就采取先以全力攻下中亚和欧洲，到征服占领之后，在转旆东征，以孤立南宋。1241年征服了高丽，1253年灭亡了大理国，征服了吐蕃，把南宋周围的各民族地区尽收在其麾下；然后1257年（宋理宗宝佑五年，蒙古宪宗七年），动员全部力量大举攻宋。不久，虽因蒙古统治者内部纷争而暂停；但不久，内乱平定，忽必烈继位后，于1271年（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宗至元八年）建号为元，继续南下攻宋。
蒙古决定南下攻宋之后，就采取先以全力攻下中亚和欧洲，到征服占领之后，在转旆东征，以孤立南宋。1241年征服了高丽，1253年灭亡了大理国，征服了吐蕃，把南宋周围的各民族地区尽收在其麾下；然后1257年（宋理宗宝佑五年，蒙古宪宗七年），动员全部力量大举攻宋。不久，虽因蒙古统治者内部纷争而暂停；但不久，内乱平定，忽必烈继位后，于1271年（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宗至元八年）建号为元，继续南下攻宋。
在攻宋的同时，蒙古贵族、奴隶主们考虑到南宋可能从海上得到一些周边国家、民族的援助，这样就会延续南宋的抵抗，拖长蒙古军灭宋的时间。而高丽虽在1231年蒙军入侵之后，因无力抵抗，而于1241年俯首称臣。但是高丽的投降，只是迫于蒙军的压力而已；一旦压力轻减，高丽军民就会起而反抗；时服时叛，是蒙古贵族感到困惑。蒙军决定大力攻宋时，为了防止朝鲜半岛上来的阻力，所以对之也加强了统治。1271年，即大举南下攻宋时，在高丽的蒙军，也全力以全罗道的珍岛为根据地、与入侵蒙军进行五张周旋的三别抄军。三别抄军无力防御蒙军的猛攻，珍岛沦陷之后，又退到济州岛继续抵抗；最后，蒙军又占领了济州岛，全部平息了高丽的反抗，并将济州岛致置于于直接控制之下。在敉平三别抄军的时候，蒙军已经下决心收缩对南宋的包围圈。在过去四次遣使到日本的行动失败之后，又于1271年（元至元年八年，南宋咸淳七年），即大规模讨伐三别抄军的同时，派遣陕西路宣抚使赵良弼为使，经高丽前往日本诱降。良弼一行于次年正月，因日本大宰府拒绝其要求而回到高丽；他一面修书报告朝廷，由陪同出使的张铎送回，而良弼本人又前往日本，这次逗留的时间较长，大约一年左右。这次东行的结果如何，因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刘希，所以无法得知。一行于至元十年（1273年，日本文永十年）回国；五月，谒见世祖忽必烈时，曾提出一份详诉日本情况的报告，其中包括日本国州郡名称、数目、日本君臣的爵称、名字和风俗习惯等，从而使元世祖称其不辱使命。
就在忽必烈得到这份有关日本情况的详细报告之前，朝鲜半岛的三别抄军之乱已经被平定。这样元蒙军所计拟的对南宋的包围圈，除了远在海外的日本之外，都已经全在掌握之中；就是说，只要日本能被征服，对宋的包围圈就可完成；这样，南宋除称臣或灭亡之外，再也没有逃往或待援的可能。也就是说，元蒙远征入侵日本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有至元十一年（1274年，南宋咸淳十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远征日本之举。
由此可知，元蒙军第一次远征的目的，不一定是掠取日本列岛上的金银财宝，而是在完成其征服世界的野心，完成其对南宋的包围圈，组织南宋可能接受的外援和出逃。
这次元蒙军的远征是失败了，但是其对南宋的攻略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276年，元的至元十三年和南宋瑞宗的景炎元年，南宋的首都临安被攻陷，使南宋王朝成了一个流亡的机构。这样，到1279年终于灭亡。
元蒙军的第一次远征日本，目的是完成其对南宋包围的战略意图；可是，到宋灭亡后的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元蒙军又一次发兵远征，其目的和原因又何在呢？显然，和第一次远征是不一样的。
当然，那个时候南宋已经灭亡，元朝已统一中原，其征服中原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可是，由于蒙古民族缺乏人才，特别在治国方面缺乏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所以在蒙古王朝以武力取得中原、灭宋之后，并不从事抚辑流亡、发展生产，反而制造各民族及相互间的矛盾，从而及其统治区内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的反抗。
蒙古贵族、奴隶主在攻克一地以后，对于其原有的武装力量，都加以利用，使其编入元军，帮围攻略，征服其他民族或城市；例如元蒙军在西征的时候，曾利用在东南地区收降的汉人武装，共同参与杀掠、攻略。这种手段、方法在其没统一中原的时候，还多少有些欺骗性；但到后来，尤其是蒙古奴隶主决定南下攻宋的时候，由于都是汉族，加上元蒙军在攻下一城市后，对当地汉族人民的烧杀掳掠十分惨烈、残酷，不能不引起同属汉族的“新附军”等的不满和反抗。蒙古奴隶主在灭宋以前，认为中原各族人民，主要是汉族人民，都不好控制，无补于国，因而对其采取了“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做法，以后虽有所改变，但仍然歧视汉人，尤其对于在战争中投降的武装分子明之为“新附军”，目为不安定因素。对于他们，蒙古奴隶主是不放心的，在中原没有统一以前，一部分攻打南宋的军队，除蒙古军以外，有收降的金军、西夏军和在北方投降的汉军；而对于在长江以南收降的，则大部分都编入屯田军，送到高丽从事屯垦。现在南宋完全灭亡，在中原大陆已不再会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是这批又组织的武装分子不加以妥善的处理，是极危险的。何况在当时，人民的起义、反抗日趋激烈；高丽对屯田的设置，造就有所不满，曾经两次请求停止。蒙古奴隶主考虑到其统治的巩固，乃决定利用攻灭南宋以后投降的汉族军人，编为“新附军”，和少数蒙古军以及高丽军共同渡海作战，攻占日本，完成其扩张领土的野心。
就是说，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奴隶主发兵东征的目的，前后两次并不完全相同。当然，其最终目的实在扩张领土、满足其野心。但第一次根据其战略意图，主要是切断南宋在海外的联系，阻止南宋和日本、高丽联合，一面遭到腹背夹攻的危险。而第二次，也就是南宋灭亡之后，元蒙军继续远征日本的目的，不再是防止其取得外援乃至联合，而是远遣这群刚投降，很可能成为境内人民反抗、起义的支持者的不安定因素——“新附军”，以巩固其统治。
至于说掠夺日本列岛上的财富，元朝的统治者很清楚，只要攻略日本成功，日本的朝贡，掠取其财富，是不成问题的。自唐到宋，尽管有时并无外交关系的存在，但日本仍然向中国朝贡的，所以认为蒙古奴隶主以此为目的而入侵日本，未免太简单了。
▲入侵的经过
元蒙军的入侵日本，房东的战争，虽然从形式上看只有两次，可是实际上，元世祖忽必烈要征服日本的野心，始终未消。尽管优良此远征、侵略的挫败，国内外情势的不稳，实质不能不有所收敛，暂告终止；可是其对再次远征、侵略的准备，始终未歇；也就是说，其对日本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一直未变；直到忽必烈死亡，元朝才终止此项侵略政策。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元世祖忽必烈即使在灭宋、统一中原之后，还十分注意其后方，企图征服日本来根绝来自海上的攻袭，工期在中原的统治。
上面说过，元世祖忽必烈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人，而是一个眼光深远、有战略思想的人；所以他侵略日本并不单纯依靠其武力，而和过去攻金、攻宋一样，先从政治上、外交上从事招抚、诱降工作，以冀能不能不战而降日本。即使在第一次侵略失败，几年之后准备再次发动武力入侵之前，仍然采取先礼后兵的方式；甚至利用南宋降将派员前往。以增强日本方面的信任。此外，忽必烈在入侵日本的战争中，曾充分利用高丽和南宋的降军，这一点在下面还将述及。不过我们知道，蒙古军在建立帝国之后，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的由其本组的部队东西驰骋，猛攻强袭，而是尽可能利用其征服地区的人力、物力进行新的征战，尤其对于沼泽地区和跨海作战是他们所不熟悉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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